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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近代日本崛起之源与失败之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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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7-19 01:15:1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
题图:电影《珍珠港》剧照
从 1853 年美国 " 黑船 " 叩开国门,到 1912 年明治天皇去世,日本用 60 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,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奇迹;然而在这之后,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,结果不但给世界尤其是中国造成巨大灾难,自身也几乎尽毁于战争。
这一切是如何发生、发展的?这一切带给后发追赶型国家怎样的经验和教训?被儿子揶揄为 " 日本研究个体户 " 的《财经》杂志高级研究员马国川,用《国家的启蒙:日本帝国崛起之源》《国家的歧路:日本帝国毁灭之谜》(以下简称《国家的启蒙》《国家的歧路》)两部作品,试图做出回答。
日前,本刊记者专访马国川,围绕 " 源 " 与 " 谜 ",展开讨论。参与讨论的还有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王升远教授,他从日本文学入手、对日本思想史和战争史的研究积累,令访谈更精彩、更深入。
用记者的好奇眼光去打量日本近代史
上书房:在《国家的启蒙》《国家的歧路》出版之前,马老师已出版《大碰撞》《我与八十年代》《没有皇帝的中国》《重启改革议程》《看中国》等作品,观察的对象无一不是中国,为什么这次转向了日本?
马国川:和王教授这样的专业日本研究者不同,我是用记者的好奇眼光去打量日本近代史的,儿子说我是 " 日本研究的个体户 "。
当然,这份好奇是有由来的。2016 年 8 月,在 "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" 的邀请和支持下,我去日本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,为期四个月。抵达东京的当天,我换了一些日元,发现最大面额的日元上面是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。这让我很意外,因为许多国家的货币上印的都是政治家。当晚,我走进庆应大学校园,发现图书馆门前有一尊福泽谕吉的半身雕像,原来福泽谕吉还是庆应大学的创始人。
福泽谕吉生于 1835 年,死于 1901 年,正好跨越日本从闭关锁国到明治维新、从改革开放到国家崛起的历史阶段。这个阶段是中日两国命运的分水岭:日本迅速上升,跻身世界列强;中国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。福泽谕吉引发了我的好奇心:为什么日本会在几十年时间里超越一向是他们 " 老师 " 的中国,成为近代东亚第一个崛起的强国……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福泽谕吉雕像的照片和自己的一些思考,感慨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日本,堪称 " 日本的启蒙老师 "。


福泽谕吉
许多朋友跟帖评论,但也有不少人问我福泽谕吉是谁。于是,我写了一篇长文———《福泽谕吉: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》,介绍福泽谕吉的生平。朋友们纷纷点赞,说很有兴趣读这类文章。就从那天、那篇文章开始,我决心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。外出游览时,我有意去探寻史迹,每有兴会,就把那些可感之人、可述之事记录下来;游览回来,则埋首史书,查找资料。我在网站开设专栏,大致每周发表一篇。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,既然吾道不孤,我也就更加努力地写下去了。回国后也没有停笔,直到 2017 年 11 月中旬,写完最后一篇《明治之死:结束,还是开始》。
这些文章结集成了《国家的启蒙》。这是一段奇特的写作旅程,我第一次集中这么长时间去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。
上书房:专栏共发了 60 篇文章,但《国家的启蒙》是由 59 个明治维新前后期日本历史人物的故事组成的,为什么少了一篇?
马国川:删掉的是李鸿章的故事,原文标题是《李鸿章的痰盂与清王朝的改革命运》。
日本马关有一座 " 日清讲和记念馆 ",馆内复原了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场景:一张长桌,八把椅子,每把椅子旁都用木牌标明当年所坐何人。我参观时发现,作为日清谈判首席代表的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脚下各有一样东西,一开始以为是暖气炉,后来发现是痰盂。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,应该知道外交场合当众吐痰是没有教养的行为,怎么会安排放痰盂呢?查阅资料和咨询日本人士后我才知道,痰盂主要是为李鸿章准备的,只是出于对等的考虑,才在伊藤博文一侧也放了一个。
不过,日方准备的痰盂最终没派上用场,因为李鸿章从国内带去了专用立式痰盂。从黑白老照片上看,这个设备很豪华,底部有一米高,其上是大开口的痰盂,李鸿章不用弯腰就能吐痰。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也印证了李鸿章确实有在外交场合吐痰的习惯,且声音很不雅。李鸿章的痰盂让我十分感慨,大清王朝的改革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,1861 年开始就启动了洋务运动。但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,李鸿章注重的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,忽略和反对制度与文明的变革,至死都没有意识到,只引进西方军事装备、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,而不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,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。他满足于做大清朝的 " 裱糊匠 ",虽然一直代表国家出席外交活动,却不仅不肯脱下长袍马褂,连当众吐痰的恶习都不改。但是,因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人物,而非日本历史人物,所以最后没有收进书里。


李鸿章的立式痰盂
上书房:" 启蒙 " 之后又是如何诞生 " 歧路 " 的?
马国川:吴敬琏先生看过《国家的启蒙》书稿后说,这本书没有写完,应该写到日本战败。确实,开国 - 追赶 - 崛起 - 歧路 - 毁灭是日本第一轮现代化的完整过程。于是,我在《国家的启蒙》之后,又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,写作了《国家的歧路》。
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。明治之后,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:1910 年到 1920 年,日本经济增长了 60%;政党制度、议会制度得以建立;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,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,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。但是,欣欣向荣的背后,暗潮涌动,峥嵘时现。右翼势力开始膨胀,在 1931 年制造了 " 九一八事变 "。此后,日本就像一艘巨轮,突然掉头,逆流而行,走向毁灭。
上书房:还会写 " 毁灭 " 之后的 " 重生 " 吗?
马国川:会,正在写。《国家的重生》描写战后日本重建的历程,这本书将和《国家的启蒙》《国家的歧路》一起,组成 " 日本三部曲 ",作为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总结。
" 正直的老鹰 " 啄食击溃 " 卑鄙的鸽子 "
上书房:日本的启蒙之路发端于何处?
马国川: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 " 大国崛起 ",主要是它能够审时度势地做出选择,能够虚心地向先进者学习。1853 年当美国的 " 黑船 " 舰队抵达东京湾要求日本开国时,日本在度量了两国之间巨大实力差距、对自身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,没有武力抗拒,而是顺应时势,主动打开国门。明治维新开始后,日本制定了 " 文明开化 "" 殖业兴产 " 等国策,放弃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,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向西方学习,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,移植西方的经济制度。这种彻底的、几乎是 " 全盘西化 " 的学习,使得日本快速地追赶上来,让西方国家也十分吃惊。


黑船来航:马休 · 佩里率美国海军登陆日本
但是,随着国力的增强,日本 " 自信心 " 膨胀,从谦虚向学变得暴戾起来,越来越迷失方向,为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。
上书房:" 启蒙 " 是如何被中断并走上 " 歧路 " 的?
王升远:通过明治维新,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强国。但 2018 年明治维新 150 年之际,日本思想界对明治以降日本的近代史历程展开了较成规模的反思,马老师的《国家的启蒙》在这一年出版,可谓适逢其时。今又读到马老师新著《国家的歧路》,很高兴。马老师的论述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带来一位新闻家的视角,是贴着中国的大地提出问题的,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 " 实感 " 和 " 痛感 ",而这正是这些年我们的日本研究中普遍缺乏的,这对激活、拓展中国的日本研究、东亚研究很有帮助。
马老师这两本书出版时间虽然先后有别,但彼此之间是有内在连贯性思考的,通过对帝国往事与历史人物的检视,解析从明治到昭和初期诸种 " 非计划性 " 因素以何种作用机制推动了所谓 " 共同谋划 " 的动态形成,进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揭示昭和初期日本军、政、商、学各界各派之间聚散离合的力量关系与博弈轨迹,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日本近代化歧路背后复杂历史结构的理解。
那么," 启蒙 " 是否开拓了 " 正路 "?如果是,日本为何没有沿着这条 " 正路 " 走下去?大家知道,明治与昭和初期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大正时代。然而,上世纪 20 年代末直至 30 年代,日本的皇道派对所谓 " 大正民主 " 弃若敝屣,他们推动的 " 昭和维新 " 所对接的思想传统是 " 明治维新 "。尽管 " 大正民主主义 " 长期以来备受史学家称扬,但哈佛大学的安德鲁 · 戈登教授依然建议以 " 帝国民主主义 " 来置换它。因为从明治、大正,直至昭和初期,一以贯之的不是虽为正道但气若游丝、最后寿终正寝的 " 民主主义 ",而是 " 帝国性 " 的一面。而议会政治之所以能短暂存续,并一度成为日本政治权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因为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将民主作为手段,而非目的,他们所追求的也无外乎是天皇地位和帝国体制的强固,与其对手是殊途同归的。


岩仓使团的五位领导人(左起:木户孝允、山口尚芳、岩仓具视、伊藤博文、大久保利通)
上书房:王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用 " 正直的老鹰 " 和 " 卑鄙的鸽子 " 来阐释不同政治集团的缠斗,我们是否可从缠斗的过程中一窥从 " 启蒙 " 到 " 歧路 " 的转向?
王升远:事实上,日本的近代史几乎就可以说是 " 正直的老鹰 " 不断啄食直至击溃 " 卑鄙的鸽子 " 的历史。" 正直的老鹰 " 和 " 卑鄙的鸽子 " 是由日本评论家佐高信提出的,用来区分政治家的不同类型。在他看来,前者虽广受国民欢迎,但后者 " 更能胜任政治家的角色 "。
如丸山真男所言,日本法西斯运动区别于德意两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农本主义,表现为对城市、工业、资本、官僚和政党政治的仇视。石原莞尔等发动 " 九一八事变 " 时就宣称," 期待能够间接改造祖国,将勤劳大众从资本家政党的独裁及其压榨中解放出来 "(子安宣邦著、王升远译:《近代日本的中国观》)。军部如是,民间亦如是。上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危机让底层社会对政党政治的低效和无能感到愤懑,他们怒斥," 现有的政党出卖了我们,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。"(安德鲁 · 戈登著、李朝津译:《现代日本史》)然而,正是这些民众眼中 " 卑鄙的鸽子 ",对内阻滞了突飞猛进的全体主义进程(如原敬、河合荣治郎、斋藤隆夫),主张限制君权、伸张民权(如吉野作造、美浓部达吉、桐生悠悠、浜口雄幸),拒绝支持以牺牲民众利益、国家利益成全军阀的对外侵略和殖民(如石桥湛山、室伏高信);对外则通过国际协调,为日本赢得了发展空间(如原敬、阿部守太郎、新渡户稻造、牧野伸显)。


丸山真男(1914 年 3 月 22 日 -1996 年 8 月 15 日),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哲学家
憾乎,这些为民抱薪、为自由开路者却因其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有限的妥协路线、中道路线而被视为 " 卑鄙者 "" 非国民 ",为民众所唾弃。他们在铁屋中的困苦与挣扎、呐喊与抗争,都在马老师的书中得以彰显。
1921 年 65 岁的首相原敬被 18 岁青年中冈艮一刺杀,1938 年小小的陆军部军务课员佐藤贤了在众议院审议《国家总动员法》时,面对议员们的质疑竟以 " 闭嘴 " 斥还,这些都象征着日本议会制度的名存实亡。
在这十多年间,军部与重臣元老、贵族院、枢密院、议会、政府等各股力量间的复杂博弈自不待言,我想强调的是,潜藏在社会底层、体制外的政治恐怖主义传导开来所引发的寒蝉效应。中冈艮一的精神偶像是刺杀了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 29 岁青年朝日平吾,而朝日平吾的精神导师是 " 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 " 北一辉。无论是北一辉还是朝日平吾,这些 " 正直的老鹰 " 都以 " 改造日本 " 的志士、爱国者的面目示人,吸引了大量追随者。但如马老师在评论 " 五一五事件 " 时所指出的那样," 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,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,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,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。‘五一五事件’不但没有损害军人的社会形象,反而强化了唯有军人才是真正爱国者的社会舆论 "。
这种 " 唯动机 "" 唯立场论 " 的泛道德化评判,拒绝理性讨论的激进风气,未得到有效遏制转而演变为吞噬一切的狂潮。" 正直 " 成了 " 老鹰 " 的通行证,而 " 卑鄙 " 成了 " 鸽子 " 的墓志铭。
上书房:讽刺的是,引领狂潮的弄潮儿自己并不糊涂,甚至对追随者心怀鄙弃。
王升远:是的。朝日平吾在遗书中坦言,"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 20 岁的青年,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,也不是小才子,其特征为愚直、不言实干、莽撞,立于信念、不为名利而动,故坚强沉默,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,所期在决死的真实。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,与其病死,不如诛灭奸人而死等男子汉的豪爽之气。加上没有父母、没有家庭、没有教养,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对贵族的深恶痛绝,因为愚钝才可靠。"
另外,马老师也在书中披露了北一辉的真面目——— " 北一辉声称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底层的一边,他所宣扬的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,财阀的敌人。可是暗地里,他却接受财阀的资助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。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轻人却不明就里地去杀财阀,并为此丧命。"
马国川:在大正时期,日本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都有长足发展,但是并不健全。例如,遴选内阁的正当程序并没有建立,首相由元老或重臣推荐,政坛上仍然流行密室权谋。政党为了讨好选民,对资源进行不公平分配。由于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,社会矛盾激化,民众对于民主制度感到失望。潜伏在社会底层的政治恐怖主义不时爆发,不断地动摇代议制民主。
1929 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,也让日本农民生活遭受重创,城市失业严重,社会秩序紊乱,引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政党的愤怒。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,切身体会到农村苦难和社会不公,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。他们认为必须砸烂现有制度,通过 " 昭和维新 " 重建国家。明治宪法规定军部直接听命于天皇,而天皇不亲政,导致没有力量可以制衡军人。结果,在这些满怀 " 爱国 " 热情的军人和日本社会右翼力量的推动下,民主制度被废除,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。
国家可以拥有一支军队,可军队不能操控一个国家,否则就会成为军国主义。但是,由于明治宪法的结构性缺陷,导致昭和时代的日本成为一个军队控制下的国家。
日本第一轮现代化是一个以成功始、以失败终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说明,现代化道路绝对不是一条坦途,而是充满了歧路口,稍有不慎,就可能误入歧途。日本就是一面镜子,值得所有后发国家引为镜鉴。
没有成为叮咬的 " 牛虻 ",而堕落为唱赞歌的 " 夜莺 "
上书房:军国主义的日本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但正是日本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,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。日本民众为何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?
王升远:马老师已经在《国家的歧路》中说明了这一点," 由于日本的启蒙思想不彻底,导致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‘对内立宪主义,对外帝国主义’。‘对外帝国主义’的存在和发展,又破坏了‘对内立宪主义’,最终将国家推进了对外战争的灾难之中 "。此言不虚。
福泽谕吉在他那本闻名世界的《文明论概略》中指出,从原理上来说,个人的自由独立、人民的智德,其价值都优先于国家对外的独立;然而,从实际上来看,在日本与外国力量对比显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,维持国家独立乃当务之急,不得不压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。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领袖板垣退助也同样认为,当国权与民权发生龃龉,后者须让位于前者。" 原理 " 与 " 实际 " 的断裂遂使后者名存实亡,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不彻底性使得民权被以国权之名频频侵犯,直至侵蚀殆尽,以虚假的外患整肃内忧也成为军国主义政权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法。其路径便是将国际政治伦理置换为血亲伦理,将国家拟人化。国家的脸面常常超过了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,成为优先级。
一个个让渡了个人权利、放弃了自我的国民,组成了一个沉默的、名为 " 日本人 " 的巨大整体,并把整个世界设为假想敌。当学者们的著作以 " 妨害安宁秩序 " 之名被查禁,作者们遭到攻击、恐吓,而让日本退出国际联盟、沦为 " 世界孤儿 " 的松冈洋右反被当成 " 国民英雄 " 时,帝国已如脱缰野马,向着歧途一路狂奔。
马国川:王教授提到 " 以虚假的外患整肃内忧 ",我深以为然。1853 年美国 " 黑船 " 叩开日本国门时,日本是个无 " 缚鸡之力 " 的国家;1868 年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,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能 " 摁死 " 日本,30 多年后的日俄战争前夕,日本强大了那么多,怎么日本国内反倒一片担忧之声呢?1929 年 " 大萧条 " 后,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经济复苏的,到 1941 年,日本的国力较之前又强盛了许多," 亡国灭种 " 的外患怎么反而更迫近了呢?我以为,这种社会舆论是日本军部刻意制造出来的,目的是操控民众,绑架国家。
王升远:历史上不乏用人为虚构出的 " 外患 " 整肃 " 内忧 " 的例子," 外患 " 是野心家们的称手工具。比如,1931 年 10 月 8 日关东军轰炸锦州,这是一战后首次出现的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轰炸,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。国际联盟以 13:1 的投票结果要求日本撤军。虽然决议案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通过,但显然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了孤立的境地。随后,在军国主义政府和媒体的合谋、鼓噪下,民众之间普遍产生了一种 " 国难临头 " 的危机感,敌视中国、憎恨国际联盟的情绪日盛,排外主义、军国主义甚嚣尘上。当然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" 国难 " 云云更成了媒体鼓噪民族主义情绪、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民众动员的关键词。
马国川:这当中,极端民族主义起了非常坏的作用。日本原本由 200 多个藩国组成,把一盘散沙的日本凝聚成统一的日本,民族主义发挥了推动作用。可是当追赶初见成效之后,在骄傲自满的舆论推动下,民族主义就滑向极端化。在上世纪 30 年代,极端民族主义就像没有眼睛的怪兽,挟持着日本走向了末路。所以,我深感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,要特别警惕极端民族主义。
上书房:日本知识分子为何没有尽到应尽的道义责任,反而出现了很多附和者,甚至成为积极的参与者?
马国川:我在《国家的歧路》后记里,引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," 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,而是一群牛虻,不停地叮咬着、刺激着政治国家———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。" 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,没有成为国家的 " 牛虻 ",而堕落为一群为国家法西斯唱赞歌的 " 夜莺 "。在偷袭珍珠港之前,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抗极端民族主义、极端国家主义,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军国主义说 " 不 "。相反,绝大多数知识人都 " 转向 " 了,屈服于时代大潮,成为极端民族主义、极端国家主义的吹鼓手,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。
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:"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: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;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,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?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,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?" 如果让我打分的话,战前日本知识界整体是不及格的。
上书房:书中也有坚持独立思考、敢于抗争的新闻家、教育家,您将他们称为 " 漫漫长夜中星星点点的理性与智性之光 "。这些人中,您最推崇哪位或哪几位?
马国川:一位自然是福泽谕吉,他提出很多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,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个命题———到底是国家的人民,还是人民的国家?另一位是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,他被恐吓、被打压,却毫不退缩,坚持发声。" 二二六事变 " 后,在高压肃杀、人人自危的环境下,他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法西斯主义,并准确预言了日本的命运," 暴力虽然可以一时征服世界,但最终会因为暴力自身的自灭作用而瓦解 "。
上书房:马老师在《国家的歧路》的后记中,提到了一种理想的写作范式,一种新闻家、史学家所推崇、钟爱的阐释模式———以 " 鸟眼 " 俯瞰,以 " 虫眼 " 体察,以 " 鱼眼 " 透视。您认为什么是历史写作的意义?
马国川:拿破仑战争结束后,波旁王朝复辟,一个自由派贵族在 1815 年维也纳舞会上,棒喝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:" 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,什么都没有学会。" 人类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,这固然让人失望,却正是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。
个体如何做一个现代文明人,国家如何与世界相处,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。作为个人,最重要的是能独立思考,具备现代文明观,处理好个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关系。作为国家,对内要尊重和保证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,对公权力进行约束;对外要和世界和平相处,和正义站在一起。每个人、每个国家,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,当每个人、每个国家变得文明的时候,文明世界的版图就扩大了。


《国家的启蒙:日本帝国崛起之源》
《国家的歧路:日本帝国毁灭之谜》
马国川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栏目主编:顾学文 本文作者:顾学文 文字编辑:顾学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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